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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法律限制公民权利的措施或者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且符合立法目的。

通俗地说，当前依法治国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要解决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现在要推进依法治国，恰恰是对长期以来留存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的彻底颠覆。

相反，如果以为党是光辉的、伟大的，就可以不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就可以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就可以出尔反尔地带头任意破坏自己领导制定的宪法和法律，那么，党真的就一点也不光辉、伟大了，而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那种反复无常、毫无诚信的小人了。在整个80年代思考探索的基础上，十五大报告以更加鲜明、准确和成熟的语言论述了法比党大的理念，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体制，就是不断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由党来指挥、一切由党来管理的政治体制。那么，依法治国和法治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呢？   一、首要问题是党和法的关系问题 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这是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通过总结文革教训深刻地指出，必须加强法制。

在这里，邓小平所阐述的观点一改前非，明确地把法律置于领导人的看法和意见之上，领导人的话再不能当做法律了。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样，既有利于避免行政部门主观随意地为企业设置过多不必要的门槛和繁琐的审查程序，又有利于确保市场监管的有效性。

事前的审批往往设置许多市场准入门槛，而企业的违规行为往往发生在行政审批之后，以事后监管为主才能确保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市场监管需要于法有据。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是有所不同的。把依法监管作为市场监管改革的基本目标 行政审批和市场监管都是政府对市场秩序的一种管理。

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要求，破题市场监管体制改革，重在推进市场监管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监管为主的转型。从完善一行三会协调机制入手完善金融监管，从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监管为主转变为对金融行为的监管为主，逐步由分业监管过渡到混业监管模式。

与此同时，强化事后的监管。建立信用体系等关键问题在于营造法治环境。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市场失灵主要不在于事前有没有审批，而在于事后的监管是否到位。与行政审批为主的市场监管有很大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监管的主体、对象、程序都需要依法设定。

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应当抓紧形成市场监管的立法、修法计划，为走向法治为主的市场监管创造条件。在法治缺失的背景下，讲信用的企业不如不讲信用的企业赚钱多，由此出现企业的逆向淘汰机制。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监管 。要走向负面清单管理的事后监管。

建议与大部门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尽快从国家层面调整监管权力结构，整合监管机构。当前，以行政审批取代监管的矛盾比较突出，有关部门既管审批又管监管，前置性审批过多不仅压抑市场活力，也无法保证事后监管的有效性。

核心提示： 当前，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政府放权为重点，政府职能转变已有重要突破，但市场监管的问题并没破题。这些年，信用体系的缺失，根源于法治的缺失。

新组建的机构要作为执行机构依法设定，实行决策和执行严格分开的新体制，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就需要实现行业监管向法治监管的转变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只有良法才能促善治、保善治。法治本身就是一种规则之治，只有在全社会人人诚实守信，崇尚道德，遵守规矩，才能奠定法治的基础。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改革就是要突破法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改革和法治对立起来了。

此外，要实现法律与道德、依法治国与道德教化的有机结合。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就要求党必须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要明确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拥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依法治国，本质上就是要用良法治国。就依法行政而言，要求政府职能应当由法律来确定，无法律则无行政。

依宪治国，就是要用宪法约束公权力，把公权力关进宪法制度的笼子。习近平同志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四中全会必将为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事业开启新的篇章。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强调改革过程中，执政党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要让法治在改革中发挥引领和推动的作用，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确保改革事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法律与道德的互补，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高度重视道德对公民行为的规范作用，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做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相一致。依宪治国，就必须保障宪法的实施。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落实行政机关的职权法定，法无授权不可为。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化，必然要求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功能得以发挥，使得社会自治和国家管理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

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提出了法治中国的治国目标，并将其定位为中国梦宏伟蓝图的重要内容。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它应当不断地依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逐步完善。

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依然严峻，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未能有效确立。这表明，我国的依法治国蓝图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尤其是党在反腐行动中拍苍蝇和打老虎并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这是对党的依法执政理论的重要完善。需要顺应司法规律、推进法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建设，推进检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保障一线办案法官的数量和素质，并使优秀法官能够真正充实在办案一线。中共中央提前两个多月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确定为依法治国，凸显了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这一问题的重视。

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一方面，只有那些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符合公平正义要求、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才具备良法的特点。

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存在。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大大加速了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

此外，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各级党组织从方向和组织上实现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但在具体工作中，要理顺党委政法委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支持司法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独立行使职权，而不能非法干预，甚至越俎代庖。依宪治国，就是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